官藏鸠集

时间:2019-04-12  栏目:百科知识  

官藏鸠集

一、官藏鸠集

秦朝统一全国后,其官府藏书事业在以往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因素就是国家统一。秦之官藏来源有三:(一)秦数百年的积累。春秋时期,秦立国不久,便于秦文公十三年(前753)仿周朝国家建置,“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1]。从那时起,秦国建立起史官制度,负责起草文书、记录史事、掌管典籍、天文、祭祀等事。随着档案文献的累积,到了秦穆公即位(前659)时,秦国已建起了官藏处所。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同书《扁鹊列传》又道:“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所学也。帝告我:‘晋国且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国男女无别。’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汉书·郊祀志》也有同样的记述:“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穆公平晋乱。史书而藏之府。”唐颜师古注曰:“府,藏书之处。”[2]从秦置史官记言书事、掌管典籍文献,至并兼四海,一统天下,这长达五百多年的文献积累,其官藏应当是相当丰富的。(二)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曾收天下之书,将原先周王室、山东六国所藏图籍,聚于一起,尽归秦藏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吾前收天下书……。”同书《六国年表序》又称:“秦即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此足以证明,秦灭掉六国后,东周及六国的典籍文献全部归其所有,这自然增大、充实了秦朝的官藏。(三)地方呈送及所征。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下之事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又云51小说网:“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3]当时的藏书,不仅包括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图书,而且还包括一般的档案公文,这是大批量的,古人也称之为书籍,从近四十年出土的大量秦简如《云梦睡虎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云梦龙岗秦简》、《江陵王家台秦简》等来看,就能证明这一点。秦之官藏究竟有多少,史载阙如,不得而知。但上述三方面之来源,能够说明秦之官藏相当繁富。

西汉学者扬雄在《答刘歆书》中讲:“尝闻先代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4]东汉学者应劭在其所著《风俗通义序》中也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5]上述中的“室”和“秘室”,指的是秦朝的官藏处所。另外,秦朝还有其它藏书51小说网之处,《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司马贞《索隐》云:“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6]

秦朝除构建专门藏书处所、以藏书籍、档案外,还将图书文献分门别类储备于相关衙署:丞相府收藏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公文要件,御史府贮存律令图书和四方文书,史官主管列国史籍和档案,博士官保存《诗》、《书》及诸子百家。这种典藏方式,更便于施政时稽考使用。

秦始皇并兼天下后,实行独尊法术的文化专制,禁绝私学,以吏为师,摒弃《诗》、《书》、诸子百家,只允许少数人学习法律,严禁私人藏书,只许官府拥有。在这种文化专制下,自然能够阅读其官藏的人极少,仅有皇帝、丞相、御史大夫、史官、博士官诸人有权阅读,读者范围如此狭小,严重影响了其官藏的流通和利用。(www.yzhh.net.cn)秦始皇在垄断文化的同时,还大搞愚民政策。在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他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焚毁书籍。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焚书的范围是:“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这便是历史上遭到千古非议的“焚书令”,这道“焚书令”,使秦之官、私藏书事业,遭受一次浩劫[7]。

汉高祖元年(前206),项羽率大军灭秦,攻入秦都城咸阳,一番抢劫后,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秦朝宫室藏书,再遭浩劫,上距秦皇焚书短短七年时间,秦朝官藏两次遭到大规模的破坏,致使西汉初年在社会上连一部完整的《尚书》都找不到[8]。

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的统治者,认识到秦始皇“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9]不得人心,于是改弦易辙,实行一系列开明的文化政策[10],“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11],号召民间向政府献书。此前,刘邦重臣萧何,就认识到了图书文献在争天下、建国家中的重要性,在高祖元年(前206),刘邦率军攻陷咸阳时,其部下“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12]。应当说,从这时起,西汉官藏事业便拉开了帷幕。

但是,由于秦火的余威,坑儒的惨烈,使人们心有余悸,不敢显露自己拥有藏书。所51小说网以,西汉初年,据汉末著名学者刘歆讲,“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13]。西汉官藏恢复得很慢,遂使西汉政府不得不加大力度,推出适宜的文化政策,广搜博征,来充实官藏。于是就有了刘邦开禁私学的举措[14],有了惠帝颁布“除挟书之律”[15]的诏令,有了文帝“遣(晁)错受《尚书》伏生所”[16]、“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17]的稽古右文之事,有了景帝以“明于《春秋》”的董仲舒为博士和著《韩诗外传》的韩婴为其少子常山宪王刘舜太傅的任命,有了景帝护佑“以治《诗》”而成博士的辕固生性命的重儒之例[18]。在这样重文、宽松的文化背景下,音乐家窦公献出了自己的珍藏《周礼·大司乐》章[19],藏书家颜芝之子颜贞献出《孝经》十八章[20],丢失多年的《世本》也随之而出[21]。所以,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刘歆也说,当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22]。由于西汉初期几位皇帝重视和努力,于是其官藏大为增加。

到了汉武帝时期,其官藏达到相当的规模。武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其政绩显赫,不仅武功卓著,而且文治也成就斐然。他喜好艺文,非常关注官藏事业,当其从图书入手,了解思想文化界状况时,发现国家藏书已损坏到“书缺简脱,礼坏乐崩”[23]的严重程度,于是,决定开展大规模地鸠集图书活动,同时改进典藏制度。元朔五年(前124),武帝颁诏“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颜师古注:‘举遗逸之文而兴礼学’),以为天下先”[24],又“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25],“大合天下之书”[26],同时“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27]。汉武帝的号召,首先得到藏书家河间献王刘德和淮南王刘安的积极响应。刘德是汉室皇族,他修学好古,酷爱聚书藏书,为充实官藏,他献出自己所藏《乐记》、《古礼》五十六篇、《毛诗训诂》及《礼》一百三十一篇[28];淮南王刘安也是皇族,他和刘德一样,也喜好聚书藏书,为响应武帝号召,献出“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29]。《汉志》概述武帝时期的官藏情况道:“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就是说,武帝重新制定了官藏政策和制度,设置了负责整理和抄书的官员,广聚书籍,以充“秘府”。是时,儒家经学蓬勃发展,图书文献迅速集中,官藏处所随之扩建,典藏制度日臻完善,诚如《七略》所云:“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30]

昭、宣之世,承武帝奢侈、师旅余弊之后,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官藏事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长期保管不善,到了成帝统治时期,致使官藏颇有散亡,“经或脱简,传或间编”[31]。成帝虽是一位平庸的君王,但他“壮好经书”,“博览古今”[32],对官藏事业颇为重视,他发觉官藏出现缺损后,一面派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一面命学者刘向等人整理群籍,从而,使西汉官藏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从武帝命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到成帝遣陈农向全国征书,前后恰恰是一百年,这一个世纪的持续征书活动,遂使官藏得到显著增加,史称西汉官藏,至此积如丘山,“于斯为盛”[33]。

此外,西汉时期,据古籍记载,还多次有古书被发现:

1.孔壁藏书的发现

据《汉志·书序》记载:“武帝末[34],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汉书·刘歆传》、《说文解字叙》和《论衡·佚文》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述。

2.鲁淹中(里名)古书的发现

据《汉志·礼序》记载:“《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隋志·礼序》亦51小说网载:“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

3.民间壁内藏书的发现

刘向《别录》记载:“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35]

4.河内女子发老屋,《易》、《礼》之书被发现

据《论衡·正说篇》记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

5.河间献王得民间所藏之书

据《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同书《艺文志》又载:“《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

这些古籍的发现,不仅是汉代文献学的大事,也极大地丰富了其官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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