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大众文化批判理论_文化研究导论

时间:2020-04-18  栏目:理论教育  

质疑大众文化批判理论_文化研究导论

第三节 质疑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就前面利维斯,甚至包括霍加特在内的怀旧忧思来看,用雅克·德里达解构理论的术语来说,当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范例。如前所述,《论文字学》中解构卢梭时,为说明“补充”的逻辑,德里达举过自然和文化的例子。自然和文化,德里达说,这是一个比较柏拉图传统更为悠久的二元对立。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坚信远古时代,人类是生活在一种无忧无虑的自然状态之中,唯因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才逐渐群居,开始了社会化即文化的进程。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文化对自然进行补充的历史,而且到后来文化反仆为主,替代了已存在的自然。要之,文化作为一种补充,它的功能机制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添补,二为替代。这也是为其他二元对立所不断重复的一种补充机制。诸如善与恶、健康与疾病、客体与表象、言语和文字等等,其中的第一项均是先而有之,第二项是继而来之,成为第一项的补充。诚如语言的历史上,向来认为人类是先有语言这一直接的交流方式,然后文字才渐渐出现,补充了言语转瞬即无踪影,不能留下形迹的缺陷,恶也是对善的一种补充,疾病是对健康的一种补充,表象是对客体的一种补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真有那一类原生原发、浑朴天成、未经任何“补充”的“自然”存在吗?德里达的答复是断然否定的。他认为未经补充机制影响的自然,没有真值,它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愿望,或者说创造出了一种神话罢了。因为自然内部先已存在了“文化”的机制,它总是一种先已经过“补充”的存在。故此,比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逻辑来观大众文化,似乎人也同样可以说,包括民间文化在内的纯而又纯的高雅文化,其实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高雅文化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自身内部就蕴含有大众文化的因素了。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一般认为至少有两点可以提出疑问。第一是这一理论在今天更多的文化理论家看来,对社会和文化的变革没有做充分了解。换言之,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列数并且批判了大众文化的现象,却没有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的产生,这说明首先它对自己的批判对象就缺乏了解。这自然也就影响到这一理论的批判力。仅仅说大众文化是工业化的后果是不够的,两者之间更为深入具体的方方面面关系,还远远没有说清。

第二个质疑更要尖锐一些。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一些反批判者眼中,是表现了某些知识分子集团中的怨言,怨言的起因是大众文化以及这文化带来的大众民主,对这些集团历来享有的特权构成了威胁。突然之间,他们发现自己作为文化教育者和趣味仲裁者的权威地位,开始动摇起来。在一个壁垒森严的等级社会中,文化标准和趣味仲裁的产生及维护,是为知识精英加以施行的。他们的判断既适用于优势和特权阶级,也适用于地位谦卑、有自己的通俗文化、对高雅文化则是敬而顺之的大众阶级。但是大众文化威胁了这一等级。统治阶级参与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但是在大众文化的策略制定过程中,并不在意知识分子确立的趣味标准。大众文化一旦成为消费产品,很自然就为市场规律左右,大众不必再仰仗知识分子的趣味标准来欣赏和享用他们的文化产品了。

英国左翼社会和文化批评家阿兰·斯温基伍德1977年出版的《大众文化的神话》(TheMyth of Mass Culture),由是观之,就相当典型地质疑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注意斯温基伍德书名用的是mass culture而不是popular culture,先者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写真。作者指出谴责大众文化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法兰克福和利维斯传统,是资产阶级营造的一个神话。比较我们熟悉的各种各类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反思,斯温基伍德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把一样不遗余力为大众文化正名的伯明翰学派,也数落了一通。作者开篇就说,他这本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和文化,绝非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言,已然或即将沉沦至全无意义,无可救药的野蛮之域,相反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成就与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已臻史无前例的顶峰。故诚如资本主义经济毫无“最后的危机”可言,资本主义文化同样也没有最后的危机之可能。

斯温基伍德称他写作此书是旨在检讨以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教条派和文化多元主义为代表的三种大众文化理论。就前者而言,认定资产阶级只能创造苍白机械之文明,而对人生无所尊重,这并不是实情,因为它否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具有的革命性力量,否认了大众文化随着大众传媒、新闻和出版事业长足发展由mass culture变成popular culture时,同样也铺陈了雄厚的物质和科技基础,而为图书馆和教育普及这类具有民主潜质的文化事业提供了发展机会。对于教条主义而言,其主张“文化是一个整体”,则是将文化与社会两分,视文化为抽象概念,忘了它有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形式,结果是科学分析悉数逊位于粗制滥作的文化“消费”说。最后,文化多元论,则是使文化成为现存消费类型的同义语,而令更深一层的问题,如文化与阶级的支配关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统统消失不见了。概言之,大众文化之所以是为“神话”,乃是将人生硬性两分,一方面是大众幻若乌合之众,不必也没有能力参与文化,一方面则是精英集团居高临下,替大众遂行决策,作其君师。而作者的文化观则是:文化是一种实践,是以意识、行动与特定的价值观作为基础,然后寻求改变世界的一种手段。

应当说斯温基伍德的观点并不算新近,叫人始料不及的是他将上述大众文化批判传统上溯到尼采,指出尼采《众神的黄昏》里就说过工人阶级自甘于奴隶的身份,教育他来做主人,只能是异想天开。他特别引述了尼采的这一段话:“每一个健全的社会都有三种类型的人,彼此约制,产生了不同的形貌……精神上智力上超越绝顶的一群,体魄雄健有力的一群,以及,也就是第三类人,那些既无脑力,又体力平庸的一群—甲氧基铝—而最后这一群人正是社会的绝大多数,第一类人则是精英。”[6]由此可见,早在尼采就认定包括哲学、艺术、文学和科学在内的“高雅文化”之所以饱受威胁,原因全在于平庸的“大众”趋之若鹜追逐廉价刺激的粗俗趣味。就此而言,大众文化的神话未始就不是尼采的神话。(www.yzhh.net.cn)

大众文化的神话见于法兰克福学派,斯温基伍德则认为,无论是阿多诺、霍克海默还是马尔库塞,其共同点是他们都认为大众文化替现代极权主义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反抗现代资本主义物化趋势的力量,无复可见。要之,既然工人阶级的意识已被整编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社会现状,就只能指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抵抗力量的来源,也就只剩下享有优厚待遇的社会精英,以及具有颠覆性的艺术。不难看出,这里依然可以见出尼采的身影。

所以关键在于去神话。斯温基伍德指出,如果神话不去,径自以为大众的消费习惯铁板一块俗不可耐,那么“高雅”和“低俗”文化的争执,永远也扯不清楚。但事实是具有良好教育和文化素养的阶层,对娱乐和身心松弛的要求,同“大众”不见得有多大区别。对此作者提供的统计数字是,百分之三十的《泰晤士报》的读者,也读更为严谨的《每日快报》,而高级专业人员和中产阶级的白领中,有百分之六十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妇女杂志的读者。相比起来,工人阶级当中经常阅读这些杂志的,不过也就占百分之六十三。这可见,高雅和大众或流行文化之间的界限,其实是相当模糊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说确实存在一个大众文化,那么与其说工人阶级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整编,倒不如说中产阶级已经被商业化的资产阶级文化所收编了。

什么是理想的文化?斯温基伍德认为理想的文化当是民主的文化,它应该容许所有社会阶层积极参与,这与认定政府应由精英领导,居高临下统治消极而被动之乌合大众的资本主义原则,其实是不相容的。斯温基伍德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必然要建立大众是为乌合之众的神话。但是文化甲氧基铝并不只是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文化一方面是一种手段,藉此人们可以塑造或改造社会,使之更符合人性;另一方面它也是在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不断进步以后的一甲氧基铝种社会实践。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既然是以不平等和剥削为本质,民主文化的观念和实践,只能是空中楼阁,流于乌托邦。而果真要实现文化的民主化,假戏真做完成资本主义曾经许诺的美好图景,那么唯一可依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以及繁荣兴旺的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斯温基伍德写作此书是在1977年,二十一年之后,他有影响更广的《文化理论与现代性问题》一书面世,就同样的题旨展开过探讨。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社会学家斯特里纳蒂1995年出版的《大众文化导论》中,对利维斯传统以大众文化吞没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式怀旧情绪的责难。作者指出,像这样一个被观念化了的“黄金时代”,其间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稳稳坐定着它们的位置,很难说不是文化批判理论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之,我们就应当来质问这一理论是不是高估了过去,低估了现实。怀旧所寓示的今不如昔结论当然并不限于大众文化理论,但问题在于这里标举的过去,观念殊为含糊。首先像大多数黄金时代的神话一样,它在历甲氧基铝史上和地理上都很难加以定位,它是指大众文盲的那段好时光吗?堕落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始自大众文化商业市场的出现吗?是始自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还是好莱坞电影的一统天下?抑或电视进入家家户户?或者这一切都怪罪于该死的美国佬?总之,黄金时代本身是一种文化建构,它讲述的是现在而不是过去的故事。

利维斯观点的影响不用说远远超出了利维斯本人,对此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他《什么是共同文化》一文中也有议及。伊格尔顿认为利维斯追缅“有机”社会,以当代商业语境中的文化建树只能有少数洞烛幽微的精英分子为之的看法,是典型的十九世纪自由人文主义的延续,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势头,既终结了阿诺德文化传统中阶层森严的保守主义,也终结了利维斯式依靠少数几个正人君子,在一成不变的非个人社会中维系个人发展的自由主义。进而论之,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之间划分的界限,似也大有检讨的余地,因为这界限并非如这一理论所说的那样清楚明白而且稳定。相反它始终在变化、位移,在被重新界定。如利维斯将电影排除在他所说的严肃文化形式之外,但即便在一些大众文化批判家看来,电影也满可以是一种艺术,像埃森斯坦的作品。另外相当一部分爵士音乐在今天早已被当作艺术欣赏,但爵士乐在半个世纪之前被批判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斥责为大众文化的典型形式。希区柯克在好莱坞系统内制作商业影片,但是很少人怀疑他是极有创造天才的艺术家。早期的一些摇滚乐被音乐批评家视为丧失理智的胡言乱语,但是随着趣味的变迁,如今焕然已成经典。这类例子,显然是不胜枚举的。

大众文化存在的问题,作为此一反思的结果,因此被认为总是“其他人等”眼中的问题,不论这些“其他人等”是知识分子、政治家、道德家,还是社会改革家。盖因在这些高等阶级看来,大众本应当将消费在大众文化上面的时间,花到更多启蒙意识、更有价值的活动上去。就像Q·D·利维斯上面所说,读者要不是流行杂志的冲击,本来是可以来读英国文学伟大传统中的哪本小说的。对于麦克唐纳,观众最好是去剧场,再不然欣赏无声的先锋影片,而不是在好莱坞的主流电影里厮混。这一类观点,斯特里纳蒂认为至少是有三种含义:

首先是大众文化剥夺了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应是用在更有建设性、更有用的追求上面去的,如艺术、政治或更新万象的民间文化。其次是大众文化确凿无疑对其观众施与了有害影响,使他们麻木不仁、衰弱且失却抵抗力,如此成为控制和剥削的牺牲品。此一论点的第三种内涵,是坏的大众文化赶走了好的文化——民间文化和艺术[7]

斯特里纳蒂认为,对大众文化的这些非难,关系到一系列价值标准的判定,如大众应当消费何种文化,应当喜欢哪些通俗文化,不喜欢哪些通俗文化,又是什么使一些人可以将他们的判断加之于另一些人的趣味之上等等。因为趣味和风格是社会和文化所决定的,它们具有非常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内涵,并不存在哪一种一成不变的普遍模式或者说客观理性,来规范审美判断。决定大众文化和文化趣味标准的力量,斯特里纳蒂认为并不仅仅限于由大众文化产业表出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中间,虽然它对于整个文化进程的任何一种充分的说明,都是至为重要的。决定大众文化和趣味标准的力量,同样也包括了知识分子以及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包括他们为文化定位制定的界限,告诉人应当喜欢什么,不应当喜欢什么。虽然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在这里的作用未必像经济和政治力量那样举足轻重,但是它们肯定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由是观之,大众文化由上层社会制定的意识形态,没有疑问是影响了大众文化观众们的趣味判断,包括他们乐此不疲的大众文化形式。所谓文化趣味的高下之分以及由此引出的种种矛盾,看来都还得在这一语境中来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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